第一百零五章 价格双轨制危机
小说：重生之自主汽车梦作者：科科的铲屎官字数：2668更新时间 : 2018-03-23 21:53:41
价格双轨制可以说是中国在体制转轨中采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办法。
无一例外，所有体制转轨国家在价格放开过程中都碰到了大麻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欧一系列国家在此问题上出现动乱。
中国吸取教训，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
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
但这一减少改革阵痛的办法也带来了许多“副产品”。“官倒”出现了，给物价上涨推波助澜。
根据市场调查，87年1至5月，由省、市有关委、办、厅、局批准成立或直接隶属于有关部门的各种经营生产资料和紧俏工业产品的公司，以及冠以“咨询”、“开发”之名实际搞经营的商业批发企业大量增加。
名义上这些官办公司都是“独立核算”，实际都由有关领导部门作后盾，搞的是明脱钩暗不脱钩。
周爱富之前作为倒爷是往老毛子苏联那边倒，其作用意义与官倒完全不相同。周爱富的行为不仅扩大了国内经济活力，增加企业收入，而且还增加了国际影响力，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嘛。
而杨全此刻想到的就是一起参与琼城开发的陈跃海，作为根正苗红地少爷，陈跃海可以合作一下。但是杨全担心引狼入室，如果陈跃海趁机进来了，自己手无抵抗之力又该如何防御？
价格改革不过是阵痛，咬牙忍着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企业进入了外来资本，还有自己的说话权吗？
这个不得不去提防。
……
1988年五月下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将改革方案拟妥了，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
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
8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1987年价格的形势已不容乐观。在上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7.3%的基础上，1988年又连月上涨，7月份达到19.3%。
在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价、工资改革闯关。
结果，1988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第二天公报一发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被迫进行治理整顿，不得不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4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四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
“厕纸凭本限量供应，一人一月一卷，怎么够用！”北平的老太太牢骚。外地进京人员听到这种议论气加三分：“你们好歹一月还有一卷，我们来京上厕所用什么？”
这是今年4月前后北平出现第四次“厕纸危机”时，在首都街头发生的真情实景。
早在50年代，北平首次发生“厕纸危机”，周总理急民众之急，为解决厕纸问题提笔作过批示。70年代的“厕纸危机”，先念同志又亲自过问。
1986年国庆前后首都市场的卫生纸再次告急，不得不把零售价格由每卷0.15元提高到0.20元。但是，16个月之后，“厕纸危机”又发生了。
这次危机来势之猛、延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次。居民为买到一卷卫生纸四处奔波。到3月底，卫生纸已在首都的城近郊区大面积脱销，就连五六角一卷的中高档卫生纸也难见到。
厕纸居然也成了首都居民议论的中心话题。出于无奈，北平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厕纸凭本限量供应。
涨价先是从火柴开始。今年春节前后，JX八家定点火柴生产厂产量普遍下降，城乡市场火柴紧俏。3月1 日，部分食品和工业品调价措施出台，一些个体户纷纷率先提高火柴价格，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很快仿而效之。
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厂家趁着火柴紧张，也趁机提高火柴出厂价。南昌有家火柴厂将300多件(每件1000盒)火柴以零售价卖出，这些火柴流入市场后，便又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
火柴涨价，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烟酒、蔬菜、丝袜、奶粉、煤制品、卫生纸、牙刷、牙膏等，从吃穿用商品到学校收费、自行车停车场收费，乃至个体摊上的修理费、服务费，纷纷上涨。
在NC市，绕道涨价最严重的是煤制品。还有一种情况是囤货待售。一些商业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闻风在调价前将紧缺商品囤积不卖，调价后投放市场，以时间差牟取价格差。
涨价风刮起之时，抢购风便往往相伴而生。而且盲目抢购无论产品质量，简单的说就是有就要，给就买。
山城矿山机械厂供应科某员工花1950元在石坪桥第一建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购买了一台杭/州产西湖牌155升电冰箱，既无保修单，又无说明书，使用不到三天，内部出现裂纹，连修理都找不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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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例外，所有体制转轨国家在价格放开过程中都碰到了大麻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东欧一系列国家在此问题上出现动乱。
中国吸取教训，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
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
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
但这一减少改革阵痛的办法也带来了许多“副产品”。“官倒”出现了，给物价上涨推波助澜。
根据市场调查，87年1至5月，由省、市有关委、办、厅、局批准成立或直接隶属于有关部门的各种经营生产资料和紧俏工业产品的公司，以及冠以“咨询”、“开发”之名实际搞经营的商业批发企业大量增加。
名义上这些官办公司都是“独立核算”，实际都由有关领导部门作后盾，搞的是明脱钩暗不脱钩。
周爱富之前作为倒爷是往老毛子苏联那边倒，其作用意义与官倒完全不相同。周爱富的行为不仅扩大了国内经济活力，增加企业收入，而且还增加了国际影响力，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嘛。
而杨全此刻想到的就是一起参与琼城开发的陈跃海，作为根正苗红地少爷，陈跃海可以合作一下。但是杨全担心引狼入室，如果陈跃海趁机进来了，自己手无抵抗之力又该如何防御？
价格改革不过是阵痛，咬牙忍着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企业进入了外来资本，还有自己的说话权吗？
这个不得不去提防。
……
1988年五月下旬，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将改革方案拟妥了，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
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
8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方案。
1987年价格的形势已不容乐观。在上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7.3%的基础上，1988年又连月上涨，7月份达到19.3%。
在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央突然提出要搞物价、工资改革闯关。
结果，1988年8月17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物价、工资改革方案，第二天公报一发表，立即引起城市居民恐慌，掀起了全国性的挤兑和抢购商品风潮，物价大幅度上涨，被迫进行治理整顿，不得不再次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4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四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四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
“厕纸凭本限量供应，一人一月一卷，怎么够用！”北平的老太太牢骚。外地进京人员听到这种议论气加三分：“你们好歹一月还有一卷，我们来京上厕所用什么？”
这是今年4月前后北平出现第四次“厕纸危机”时，在首都街头发生的真情实景。
早在50年代，北平首次发生“厕纸危机”，周总理急民众之急，为解决厕纸问题提笔作过批示。70年代的“厕纸危机”，先念同志又亲自过问。
1986年国庆前后首都市场的卫生纸再次告急，不得不把零售价格由每卷0.15元提高到0.20元。但是，16个月之后，“厕纸危机”又发生了。
这次危机来势之猛、延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次。居民为买到一卷卫生纸四处奔波。到3月底，卫生纸已在首都的城近郊区大面积脱销，就连五六角一卷的中高档卫生纸也难见到。
厕纸居然也成了首都居民议论的中心话题。出于无奈，北平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厕纸凭本限量供应。
涨价先是从火柴开始。今年春节前后，JX八家定点火柴生产厂产量普遍下降，城乡市场火柴紧俏。3月1 日，部分食品和工业品调价措施出台，一些个体户纷纷率先提高火柴价格，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很快仿而效之。
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厂家趁着火柴紧张，也趁机提高火柴出厂价。南昌有家火柴厂将300多件(每件1000盒)火柴以零售价卖出，这些火柴流入市场后，便又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
火柴涨价，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烟酒、蔬菜、丝袜、奶粉、煤制品、卫生纸、牙刷、牙膏等，从吃穿用商品到学校收费、自行车停车场收费，乃至个体摊上的修理费、服务费，纷纷上涨。
在NC市，绕道涨价最严重的是煤制品。还有一种情况是囤货待售。一些商业企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闻风在调价前将紧缺商品囤积不卖，调价后投放市场，以时间差牟取价格差。
涨价风刮起之时，抢购风便往往相伴而生。而且盲目抢购无论产品质量，简单的说就是有就要，给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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