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
小说：谢河畈作者：温泉浴字数：4799更新时间 : 2019-03-11 11:50:05
文章下面是蓝新颜写的书评。
人言可畏
半个世纪前，阮玲玉自杀，留下“人言可畏”。时至今日，“人言”继续“可畏”。
流言杀人于无形，总会有受害者。譬如，袁秋华小说《同一屋檐下》里《毁及悔》的主旨，仍是人言可畏，主角单纯得像个孩子，都很倔强，一个不会挽留，一个不会回头，就这样抱憾终身。婚姻如同综合契约，从本质来说，就和做生意差不多，半斤对八两，豪门对贵门，木门对柴门，要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只不过是各取所需。
或许纯粹的爱情，难以融入世俗之中的生活。不融，则意味着现实的出格，意味着对世情常理的背离，意味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以文会友向来都是中国的浪漫传统，而以文结缘则更是一段佳话，像徐志摩和陆小曼，像郁达夫和王映霞，像鲁迅和许广平等等。这些人砸毁旧俗的枷锁，才成就传奇的爱情。为爱情而舍弃名声，甚至牺牲事业，一般来说确实有些愚蠢，但还可以算作一种壮举，况且能够保全爱情，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为了现实利益而抛弃爱情，同样是愚蠢的，却没有一点点悲壮的色彩，况且已经受损的，只会继续流失，没有信任与尊重，只有防患与猜疑，老来仍是孤魂。
起码，我做不到。恕吾愚笨，想问一句，仅仅是为了责任而回归，值得吗? 相爱是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不会改变的。芸芸众生当中，又有几人能相遇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爱情？而在一起，并不能让两个原本不再相爱的人变得相爱，只会让两个人越来越疏远。
感情说到底，还是人心。责任绑架，情感勒索，纠缠死守一段空壳关系，身心也接受不了，情感也接受不了，只会让生活变得更糟糕。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让孩子看到婚姻最丑陋的模样，让他彻底对婚姻失去信心，更不相信爱情，到底是护他，还是害他呢？
一方下定决心要离开的话，谁也留不住谁，还不如就此放手，饶恕他人，也是放过自己，成全他人，也是让自己自由，再次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主角克制，隐忍，出乎情，止于礼，但流言仍旧没放过。作者懂得他们的羞愤，正因为不是，所以才羞耻，正因为不愿，所以才愤怒，正因为侮辱，所以才抗争。但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回头却上不不岸，洗不白的污蔑，将伴随一生。主角就这样在耻辱与命运的逼迫下，心如死水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并且依然那么苟且偷安，逆来顺受地继续活下去。
这是个悲剧。
宿命感和无力感，处处体现在袁秋华的文学创作当中，成为她小说世界的基调和背景，给人无法超脱，也无处逃遁的怅惘与沉重。
可能与作者是女人相关。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个作家还是一位女性，情感经历更搏眼球，是件值得悲哀的事情。
袁秋华的小说发行后，关于她的风言风语委实不少。当她的名字及获奖信息公布在电视，报纸上的时候，熟悉她的人又羡慕又嫉妒。她失意落魄时，大家不是特别在意她的种种“昭彰劣迹”，现在她“得意洋洋”地升到半空，大家就没法容忍她的“不端品行”了，要说她的坏话，也要说她朋友的坏话，主要说她那些“不规不矩”的勾当。一时间风声鹊起，议论汤沸，但生活作风方面的揭发，不再成为领导提拔人才的一个主要标准，因为是在推选干部，而不是在选儿媳，只要她业务能力强，而在经济上没有大问题，就OK。
人TM往往不妒嫉陌生人的飞黄腾达，偏偏只嫉恨身边人的时来运转。尤其在模特圈与文化圈之中，原先并不以她为然的人，这回服气了，倒是原先肯定她的人，现在反而有些妒恨了，存心要唱对台戏似的，于是流言兴起，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所干的坏事，统统栽赃到她一个人身上。他们都知道袁秋华时来运转，就是这时来运转把她变成活靶子人人瞄准，被竖起来站在戏台上做人偶，T场的戏台和文场的戏台，反反复复，明明暗暗，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箭都射了过来。
袁秋华是个埋头做学问的人，社交并不广泛，朋友也不多，但反复被媒体曝光之后，就必要引起大众的关注了，她在私生活上的浪漫风雅，风流逸闻，也就很快上市了。这绝不是她的过错，没有传播这种事的习惯，是局外人无聊生是非，很有些人对这类事感兴趣，尤其是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花絮。
一般读者对小说所述事实的兴趣，大大超过对小说意象本身的探究，他们十分热衷于考索小说中影指的真人真事，仿佛小说写了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才有它存在的价值。他们不懂艺术上的真实，并非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借助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抒发作者真实的感触。他们不在生活中找到小说所影射的真人真事，决不罢休。况且女作家未婚，我本人，是男作家，也未婚，两人隔墙而居，同吃同行，貌似同居迹象，不婚却不避嫌，不是很严萧，不是很谨慎，不甚检点，自然倍属关注。关于她的，关于我的，关于我们的，流言蛮语，整天如绿头苍蝇似的嗡嗡在耳，搔扰得当事人不得安宁。有个别人，甚至当面指责我们道德败坏，玩弄感情，伤风败俗。
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市面上流通的种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妄加联想。我清楚有些人历来对打工者颇有非议，若是纯学术的争鸣，自然无可争议，可惜不全是这样。功是功，过是过，应一分为二，赏贬分明，出身归出身，文章归文章，不能因出身而否定其文章的成就。我明白袁秋华将外地人对当地人的所思所想，坦诚地抒发出来，义无反顾，难免招致一些人的曲解和忌讳。对于常人，这也难以苛责。私下里议论便没问题，但写下来便成了罪证。
只有肮脏的念头，没有肮脏的文学。文人老实地揭露人的劣性状，未必就是存心污毁祖宗和同胞，是否也要死死捂住头上的癞疤？就象阿Q那般不许人指点？社会明明存在偷鸡摸狗，是否也要拿圣贤礼义来粉饰？实情明明是腐败龌龊，是否也要对贪官污吏进行歌功颂德？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不是按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而是如实描写事物的本来面目。文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肯说真话，并不是爱写社会的坏事，也不是爱揭人的丑恶，良知使然，不得不说，职责使然，不能不写，写坏事只是希望不要重蹈覆辙，揭丑恶只是希望改邪归正而已。
文字后面的血泪，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对于不辩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妙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不懂文学的心灵来读，最真善美的作品也是诡辩遮丑的；对于不信爱情的眼光来看，最神圣的感情也是虚假伪装的。
诗经三百篇，圣贤一言以敝之，思无邪！
一部《红楼梦》雅俗共赏，雅者从中看到雅之雅，俗者从中看到俗之俗，但现实的问题是，俗者看过不能雅，雅者看过不会俗。无非就是这个样子。见微知著，风言风语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人心是一面镜子，无非是一个对文学认知的态度问题。事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人的心，心大世界才大，心明亮世界才明亮，心邪，眼底尽收假丑恶，则这世界无所不邪，心正，眼中只见真善美，则这世界无所邪。其二，环境问题，无非是对作家成长的环境问题。如果由稍微有些文化素质的人评判，没人会有此高论，如果在北京，也不会沸沸扬扬发生这种议论。
言情小说涉及爱恨情仇，乍读倒似作者的亲身经历，或真情告白。造成这种错觉，凭证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作，隐晦地借用了若干作者的发现，颇似自传体，然而笔下塑造的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的个体写真。凭我的眼光来赏析，自然明白袁秋华写的是小说，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新闻报道。作者是作者，人物是人物，龙是龙，马是马，怎能混谈？作者写“我”，也写“非我”，写皇上者就是皇上，写奴才者就是奴才，写土匪者就是土匪，写小偷者就是小偷，写娼妓者就是娼妓，岂不荒唐？小说只能当小说看，它免不了虚构，想象，编造，概括，综合创造。其文须虚实相半，乃文人游戏三昧之笔，不必问其有无也。难道写杀人犯，作者最好也去杀人？难道写失足女，作者还得去卖身么？
鲁迅先生写阿Q ，鲁迅就是阿Q 么？先生写阿Q，并不等于就是倡导阿Q的精神，也不等于就是要大家把阿Q 当榜样来学习。至于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有没有借题发挥，读者就不必认真挖掘罢，更不必对号入座，辛苦劳神大可不必。至于文中种种细节叙述，小说家言而己，贾语村言罢了，姑妄写之，姑妄看之，祈求别有用心者，切勿追究事由也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愚谬的考证之风，不足取也。否则，被人卖掉，别人还要笑话，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省省心吧。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笔墨紧随时代。创作无疑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是作者表达对社会及其生活的一种方式，自身的一些观点，经验，阅历，体会又深藏文本之中。但文学也有逻辑的规范，主题的约束，存在决定意识，题材与作者的生活有关，内容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人物是作者的影子，或化身。然而艺术固然可以自由飞翔，合理地联想与想象，按自己之所得传述，但不能主观随意地无中生有。
流言与事实，稍加碰撞，就可燃爆丑闻，我们百口莫辩，只能宁用沉默，不理流言。人口封不住，我们拿议论没办法，有些生活细节不是不能澄清，而是没法澄清，根本就没人相信，只会白白辱没了人格，白白丢失了脸面。偏见深重，无端蒙冤，牵强附会，故意栽赃，俗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混日子，是是非非毁才子。非议不止，还想他人吃官司，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人不遭殃，唯恐显不出他的恶毒来！
人言可畏啊！舆论的压力，往往超乎人的想象，它能将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严重影响到人的正常生活。
对所有问询者，考证者，刺探者，不平者来说，我们的辩驳，或解释，一句都不信，依然议论不休，猜测着，怀疑着。我们沉默着，躲闪着，知道一切又隐忍一切，并不一定是大彻大悟，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反而是一种无力诉说的心境。面对恶意的伤害，辩驳是愚蠢的，面对无意的伤害，解释是多余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有世间的喧嚣和繁华，人心的凉薄和寒暖，又怎能衬出文学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
生活中的袁秋华乐观开朗，比男子还豪爽，还侠义。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柔软弱小，哪怕是骄傲的，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们在自己脆弱梦境，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她们对人生的打量，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她笔下那些打工者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不是没有问题，但需要生活历练，慢慢来改进，这就是成长的蜕变之痛。或许那只是弱势的群体，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如同受惊的鼹鼠，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家庭，工作，能力，才是实际可靠的，也是符合生活和社会需求的，恐怕这也正是她们的人生态度吧!
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没有人生意义的完成，也没有思想境界的升华，有的只是沉重的宿命和现实的无力，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时间的白云苍狗。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在于旁观者的在场及介入，而每个人的遭遇与往事，都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注度的缺乏，被漠视的角落，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一干二净，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
袁秋华的作品似乎流露着女性关怀，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显然有要替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同胞们，充当社会代言人的野心。对自己笔下的，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外地人，她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她的姿态，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沟通，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游荡于故事的视线之外，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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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可畏
半个世纪前，阮玲玉自杀，留下“人言可畏”。时至今日，“人言”继续“可畏”。
流言杀人于无形，总会有受害者。譬如，袁秋华小说《同一屋檐下》里《毁及悔》的主旨，仍是人言可畏，主角单纯得像个孩子，都很倔强，一个不会挽留，一个不会回头，就这样抱憾终身。婚姻如同综合契约，从本质来说，就和做生意差不多，半斤对八两，豪门对贵门，木门对柴门，要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只不过是各取所需。
或许纯粹的爱情，难以融入世俗之中的生活。不融，则意味着现实的出格，意味着对世情常理的背离，意味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以文会友向来都是中国的浪漫传统，而以文结缘则更是一段佳话，像徐志摩和陆小曼，像郁达夫和王映霞，像鲁迅和许广平等等。这些人砸毁旧俗的枷锁，才成就传奇的爱情。为爱情而舍弃名声，甚至牺牲事业，一般来说确实有些愚蠢，但还可以算作一种壮举，况且能够保全爱情，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为了现实利益而抛弃爱情，同样是愚蠢的，却没有一点点悲壮的色彩，况且已经受损的，只会继续流失，没有信任与尊重，只有防患与猜疑，老来仍是孤魂。
起码，我做不到。恕吾愚笨，想问一句，仅仅是为了责任而回归，值得吗? 相爱是不管在不在一起，都不会改变的。芸芸众生当中，又有几人能相遇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爱情？而在一起，并不能让两个原本不再相爱的人变得相爱，只会让两个人越来越疏远。
感情说到底，还是人心。责任绑架，情感勒索，纠缠死守一段空壳关系，身心也接受不了，情感也接受不了，只会让生活变得更糟糕。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让孩子看到婚姻最丑陋的模样，让他彻底对婚姻失去信心，更不相信爱情，到底是护他，还是害他呢？
一方下定决心要离开的话，谁也留不住谁，还不如就此放手，饶恕他人，也是放过自己，成全他人，也是让自己自由，再次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主角克制，隐忍，出乎情，止于礼，但流言仍旧没放过。作者懂得他们的羞愤，正因为不是，所以才羞耻，正因为不愿，所以才愤怒，正因为侮辱，所以才抗争。但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回头却上不不岸，洗不白的污蔑，将伴随一生。主角就这样在耻辱与命运的逼迫下，心如死水逆来顺受地活下来了，并且依然那么苟且偷安，逆来顺受地继续活下去。
这是个悲剧。
宿命感和无力感，处处体现在袁秋华的文学创作当中，成为她小说世界的基调和背景，给人无法超脱，也无处逃遁的怅惘与沉重。
可能与作者是女人相关。一个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作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当这个作家还是一位女性，情感经历更搏眼球，是件值得悲哀的事情。
袁秋华的小说发行后，关于她的风言风语委实不少。当她的名字及获奖信息公布在电视，报纸上的时候，熟悉她的人又羡慕又嫉妒。她失意落魄时，大家不是特别在意她的种种“昭彰劣迹”，现在她“得意洋洋”地升到半空，大家就没法容忍她的“不端品行”了，要说她的坏话，也要说她朋友的坏话，主要说她那些“不规不矩”的勾当。一时间风声鹊起，议论汤沸，但生活作风方面的揭发，不再成为领导提拔人才的一个主要标准，因为是在推选干部，而不是在选儿媳，只要她业务能力强，而在经济上没有大问题，就OK。
人TM往往不妒嫉陌生人的飞黄腾达，偏偏只嫉恨身边人的时来运转。尤其在模特圈与文化圈之中，原先并不以她为然的人，这回服气了，倒是原先肯定她的人，现在反而有些妒恨了，存心要唱对台戏似的，于是流言兴起，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所干的坏事，统统栽赃到她一个人身上。他们都知道袁秋华时来运转，就是这时来运转把她变成活靶子人人瞄准，被竖起来站在戏台上做人偶，T场的戏台和文场的戏台，反反复复，明明暗暗，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箭都射了过来。
袁秋华是个埋头做学问的人，社交并不广泛，朋友也不多，但反复被媒体曝光之后，就必要引起大众的关注了，她在私生活上的浪漫风雅，风流逸闻，也就很快上市了。这绝不是她的过错，没有传播这种事的习惯，是局外人无聊生是非，很有些人对这类事感兴趣，尤其是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花絮。
一般读者对小说所述事实的兴趣，大大超过对小说意象本身的探究，他们十分热衷于考索小说中影指的真人真事，仿佛小说写了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故事，才有它存在的价值。他们不懂艺术上的真实，并非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借助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来抒发作者真实的感触。他们不在生活中找到小说所影射的真人真事，决不罢休。况且女作家未婚，我本人，是男作家，也未婚，两人隔墙而居，同吃同行，貌似同居迹象，不婚却不避嫌，不是很严萧，不是很谨慎，不甚检点，自然倍属关注。关于她的，关于我的，关于我们的，流言蛮语，整天如绿头苍蝇似的嗡嗡在耳，搔扰得当事人不得安宁。有个别人，甚至当面指责我们道德败坏，玩弄感情，伤风败俗。
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市面上流通的种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妄加联想。我清楚有些人历来对打工者颇有非议，若是纯学术的争鸣，自然无可争议，可惜不全是这样。功是功，过是过，应一分为二，赏贬分明，出身归出身，文章归文章，不能因出身而否定其文章的成就。我明白袁秋华将外地人对当地人的所思所想，坦诚地抒发出来，义无反顾，难免招致一些人的曲解和忌讳。对于常人，这也难以苛责。私下里议论便没问题，但写下来便成了罪证。
只有肮脏的念头，没有肮脏的文学。文人老实地揭露人的劣性状，未必就是存心污毁祖宗和同胞，是否也要死死捂住头上的癞疤？就象阿Q那般不许人指点？社会明明存在偷鸡摸狗，是否也要拿圣贤礼义来粉饰？实情明明是腐败龌龊，是否也要对贪官污吏进行歌功颂德？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不是按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而是如实描写事物的本来面目。文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肯说真话，并不是爱写社会的坏事，也不是爱揭人的丑恶，良知使然，不得不说，职责使然，不能不写，写坏事只是希望不要重蹈覆辙，揭丑恶只是希望改邪归正而已。
文字后面的血泪，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对于不辩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妙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对于不懂文学的心灵来读，最真善美的作品也是诡辩遮丑的；对于不信爱情的眼光来看，最神圣的感情也是虚假伪装的。
诗经三百篇，圣贤一言以敝之，思无邪！
一部《红楼梦》雅俗共赏，雅者从中看到雅之雅，俗者从中看到俗之俗，但现实的问题是，俗者看过不能雅，雅者看过不会俗。无非就是这个样子。见微知著，风言风语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人心是一面镜子，无非是一个对文学认知的态度问题。事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人的心，心大世界才大，心明亮世界才明亮，心邪，眼底尽收假丑恶，则这世界无所不邪，心正，眼中只见真善美，则这世界无所邪。其二，环境问题，无非是对作家成长的环境问题。如果由稍微有些文化素质的人评判，没人会有此高论，如果在北京，也不会沸沸扬扬发生这种议论。
言情小说涉及爱恨情仇，乍读倒似作者的亲身经历，或真情告白。造成这种错觉，凭证就是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作，隐晦地借用了若干作者的发现，颇似自传体，然而笔下塑造的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作者的个体写真。凭我的眼光来赏析，自然明白袁秋华写的是小说，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新闻报道。作者是作者，人物是人物，龙是龙，马是马，怎能混谈？作者写“我”，也写“非我”，写皇上者就是皇上，写奴才者就是奴才，写土匪者就是土匪，写小偷者就是小偷，写娼妓者就是娼妓，岂不荒唐？小说只能当小说看，它免不了虚构，想象，编造，概括，综合创造。其文须虚实相半，乃文人游戏三昧之笔，不必问其有无也。难道写杀人犯，作者最好也去杀人？难道写失足女，作者还得去卖身么？
鲁迅先生写阿Q ，鲁迅就是阿Q 么？先生写阿Q，并不等于就是倡导阿Q的精神，也不等于就是要大家把阿Q 当榜样来学习。至于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有没有借题发挥，读者就不必认真挖掘罢，更不必对号入座，辛苦劳神大可不必。至于文中种种细节叙述，小说家言而己，贾语村言罢了，姑妄写之，姑妄看之，祈求别有用心者，切勿追究事由也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愚谬的考证之风，不足取也。否则，被人卖掉，别人还要笑话，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省省心吧。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笔墨紧随时代。创作无疑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是作者表达对社会及其生活的一种方式，自身的一些观点，经验，阅历，体会又深藏文本之中。但文学也有逻辑的规范，主题的约束，存在决定意识，题材与作者的生活有关，内容与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人物是作者的影子，或化身。然而艺术固然可以自由飞翔，合理地联想与想象，按自己之所得传述，但不能主观随意地无中生有。
流言与事实，稍加碰撞，就可燃爆丑闻，我们百口莫辩，只能宁用沉默，不理流言。人口封不住，我们拿议论没办法，有些生活细节不是不能澄清，而是没法澄清，根本就没人相信，只会白白辱没了人格，白白丢失了脸面。偏见深重，无端蒙冤，牵强附会，故意栽赃，俗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平平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吃吃喝混日子，是是非非毁才子。非议不止，还想他人吃官司，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他人不遭殃，唯恐显不出他的恶毒来！
人言可畏啊！舆论的压力，往往超乎人的想象，它能将一个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严重影响到人的正常生活。
对所有问询者，考证者，刺探者，不平者来说，我们的辩驳，或解释，一句都不信，依然议论不休，猜测着，怀疑着。我们沉默着，躲闪着，知道一切又隐忍一切，并不一定是大彻大悟，也不一定是大智若愚，反而是一种无力诉说的心境。面对恶意的伤害，辩驳是愚蠢的，面对无意的伤害，解释是多余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有世间的喧嚣和繁华，人心的凉薄和寒暖，又怎能衬出文学那原本苍白的朴素与落寞？
生活中的袁秋华乐观开朗，比男子还豪爽，还侠义。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柔软弱小，哪怕是骄傲的，然而那骄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们在自己脆弱梦境，与沉重现实间苦心经营的一道堤防。她们对人生的打量，既带着浓厚的虚无之感，同样也充满着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怀疑。她笔下那些打工者的人生观念和价值观念，并不是没有问题，但需要生活历练，慢慢来改进，这就是成长的蜕变之痛。或许那只是弱势的群体，面对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应，如同受惊的鼹鼠，只想退缩在狭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点的安稳！家庭，工作，能力，才是实际可靠的，也是符合生活和社会需求的，恐怕这也正是她们的人生态度吧!
小说创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对生活真实的白描，没有人生意义的完成，也没有思想境界的升华，有的只是沉重的宿命和现实的无力，然而连那宿命与无力都只是徒显着时间的白云苍狗。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在于旁观者的在场及介入，而每个人的遭遇与往事，都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关注度的缺乏，被漠视的角落，将人生原本的悲剧含义也消解得一干二净，余下的只有一片顾影自怜的苍凉。
袁秋华的作品似乎流露着女性关怀，但那更像是一种同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显然有要替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同胞们，充当社会代言人的野心。对自己笔下的，那些无疑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外地人，她表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同情与悲悯，不如说更像是同类命运者的同病相怜。她的姿态，并不是先觉者对后进者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沟通，又刻意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游荡于故事的视线之外，不动声色地冷眼旁观着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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