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三章 切磋
小说：烈火重生之君临天下作者：零分霏霏字数：4149更新时间 : 2017-12-12 12:34:58
八股文取士，是明清时期科举选官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考试内容和文章格式两个方面。
通过考试选官，到底考什么内容？从隋唐科举制创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或以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为主（帖经），或以对当前国家统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主（对策、对时务策），或以文章写作水平的高下为准。
考试内容是考试指挥棒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和从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识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长期摸索出来的统治理论。
程朱理学强调
“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封建士人，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人民。
士人通过学习
“程朱之说”，有利于树立起对王朝的忠诚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决
“时弊”的一个有力手段。明朝科举考试基本内容，开始是《五经》、《四书》并重，后来逐渐发展成主要根据《四书》成绩录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现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五经》、《四书》，以至专重《四书》，但却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之法，而是规定必须撰写文章，阐述经义，以
“代圣贤立言”。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容易产生死记硬背之弊，而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发挥，又容易陷入
“妄作主张”的境地。通过
“代圣贤立言”式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则不但要认真读经书，而且要读书得法，在认真阅读五经、《四书》及权威注疏之后，努力体会
“圣贤之意”，真正做到
“明天理，灭人欲”，掌握古代统治经验。一方面防止了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书不读，胡乱联系历史与现实，故为新奇诡异之论的毛病。
从考试内容上说，要求
“代圣贤立言”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在古代社会中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手段。
也就是说，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巩固王朝统治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谓
“排比有定式”。明清科举考试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组文句，每组两个段落，相互对仗。
因共有八个段落，即八股，故称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等）。
对科举取士来说，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仗工稳与否，标准很具体，使考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纠纷争论。
这在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的科举，从来都十分重视这一类的标准，八股对仗就是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章格式，到明清时期正式用于科举考试。
也就是说，面对应举人数多而录取名额少的矛盾，在考试形式的设计中，强调容易判别高下的客观标准，防止考官的主观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统治集团为选拔人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下来的。
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
从文章格式上说，继承发展的却是诗赋写作中的规矩准绳，以此种文学领域的规矩为楷模，经过长期摸索，演变而成的一种文章格式。
这样一套制度，从最初指导思想看，决不是为了禁锢士人思想，陷士人于愚昧无知。
但是在客观上，八股取士后来逐渐成为了禁锢思想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对仗这种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对仗，难度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排比对仗，内容又容易流于敷衍、空疏，所以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反对八股取士。
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
今天也有人反对高考，反对客观题的标准化、程式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能够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选拨人才的办法，因为我们决不能退回到
“保送”时代。网摘
明代成化年间(1495-1487) ，科举考试之法又大大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一般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者，共合八股，故名八股文。全篇总字数， 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最后改作700字。八股文的试题出自四书，应试者必须按四书五经的代圣贤立言，依格式填写，因而具很大的局限性，弊病尤大。然而明清取士，却以科举为重，而科举又以八股文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当然就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文与如何做八股文上了，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与才华。
八股取士 明清朝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
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明朝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
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省级考试叫乡试，及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参加会试，合格者称
为贡士；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中举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进士都有官做。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
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
“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
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
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
“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其次是它缺乏实用的价值。八股文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只能作为博取科举功名的
“敲门砖”，别无它用。像归有光，既是时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虽然二者同样当行出色，但是人们唯独记得他
“直据胸臆，信手写来”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抒情记事之文，那才是他的
“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
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
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
“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
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庭?”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
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
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
“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
“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
要不是本人自行检举，又事出咸丰时期，文网已不是那么严密，只怕人头都得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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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是考试指挥棒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和从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识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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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强调
“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封建士人，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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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五经》、《四书》，以至专重《四书》，但却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之法，而是规定必须撰写文章，阐述经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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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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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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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取士 明清朝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
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明朝统治者用“八股取士”来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考中做官的，
很多成为皇帝的忠顺奴仆。
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省级考试叫乡试，及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参加会试，合格者称
为贡士；贡士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中举的知识分子，都能享受一些特权，可以免除差役和税粮，进士都有官做。
首先是它败坏了读书种子。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揣磨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
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
“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顾炎武《日知灵·拟题》)。
清代徐大椿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这类读书人究竟于世何补?
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有人认为，明代亡国，就是用八股试士的缘故。
“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疾俗之忠言也。”(见吕留良《东庄诗集·真进士歌》自注)甲申之变，崇祯自缢，这一仪状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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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一样绝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门知县书》)。因为八股文缺乏实用的价值，所以一经赶下历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
不像诗赋，当不再被用作考试工具时，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当今犹未衰竭。
诚然，八股文也间曾有过实用的个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触及到时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抒风月之情怀，像近人杨度《
“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都不过是个别士人的偶尔笔触，或个别才子的一时逸兴，终至成为历史的绝响。
三是它形式主义严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规戒律，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合，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
繁琐的程文格式，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闲半步。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后来有人对这种程文烂调，仿墨卷作比语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庙之朝庭?”只求形式，了无内容，架床叠屋，时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题了无新意。《四书》《五经》总共只有那么多字数，那么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题目呢?
数百年里，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都作过了题目，都被无数的士人做烂了，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截，以至长或短、有情或无情截搭题，等等难以枚举的命题门法，斩头去尾，语句不通，张冠李戴，乱点鸳鸯，无奇不有。
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感叹道：“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于拟题。”咸丰年间，俞樾为河南学政，割裂《论语》
“异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
“阳货欲见孔子”，出无情截搭题《君夫人阳货欲》，语涉轻薄戏侮。又割裂《孟子》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题《王速出令反》，言若谋反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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