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如云系列——王明道 讲章
小说：不准放屁作者：战我字数：4725更新时间 : 2017-04-02 08:18:16
（108尒说.鯁新）更新时间：2013-8-3 11:26:07。1王明道生平王明道（1900~1991），原名王永盛，生长于中国北京一个穷苦的基督教家庭，1900年庚子拳变中父亲自缢，母亲带孕逃难，同年王明道以遗腹子出生。王明道自幼在基督教学校接受基督教教育，成人后他顺服神的旨意，放弃从政的意念，竭力追求真理的上帝，成为一名传道人；他特别取名“明道”。 108小説。鯁新2个人履历 5474587
王明道少时曾受北京下流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曾一度堕落，十四岁时重生正式成为基督徒；十五岁时立志当政治家，要做“中国的林肯”，十九岁时受英国约翰卫斯理事迹的影响，抱着改革社会之心，立志要通过宗教复兴实现社会改造。满心抱负的他拒绝了五四运动组织者的邀请，认为改革人心才是关键之所在。1920年以后，王明道认识到自己从前的一切作为都是在满足肉体的欲望，是想为自己立名，他在日记中写到“此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后王明道开始真正明白了生命的道理。取“明道”意谓「明证真道」。在他一生的经历中，足可见证他名副其实。
3思想简介
受西方“社会福音”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会领袖十分热衷于福音救国。国民时期更由于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社会福音派曾一度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在许多省份都设立有县建制的改革实验基地。改革者主张教会的实用主义，即通过教会系统的建立，在整个社会自觉的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卫生、娱乐、民生、科研等工程在内的教会领导机构，寄希望于一方面通过这些机构在民间的渗透能力来大量的传播福音，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实质性的建设提高国民素质，进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有些学者更是提出要将基督教改造成为革命的宗教。
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王明道却力排众议，提出“道德怀疑论”，这种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家、上流人士、掌权者、社会改革家甚至教会领袖等个体的不信任，帮助他透彻地诊断现实权威的真相，进一步对由这些人领导和建设的社会也产生怀疑，他曾针对社会改革家说：“不用提消灭社会中的罪恶，根本就没有人能消灭自己的罪恶，却想改造社会，使整个社会得救，这岂不是痴人说梦？连自己都改造不了，还谈得到改造社会么？”。
王明道认为社会改革根本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改革者本身其身不正，他断定这世界是不能改良，必要遭遇毁灭的。王明道强烈反对社会福音将福音实用主义化，他认为福音所产生的社会实效性仅仅是一种副产品，而决不能成为基督徒的追求目标，他竭力保持福音信仰的超然性，提出福音不是要去改革社会，它的功用乃是使人因信得蒙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信仰不是为改革社会而存在，甚至不是为改革个人以至社会得以进步而存在，信仰是一种个人关怀而非社会关怀，其价值取向甚至造成个人与社会的疏离，但这种疏离却给予了基督徒客观评价现实社会的能力。宗教是救个人的，叫人可以进入现世以外的永恒天国，这天国不是宗教信仰改造现存社会的结果，虽然天国将来要完全建立在地上，可是现存社会与现世以外的天国没有连续性（continuity）。王明道这种带有反社会性格的信仰观点与当时国内的文化界和社会福音派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这也是后来王明道拒绝加入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的直接原因。
4个人观点
针对基督徒在社会中定位问题，王明道提出了“出世”的观点，认为基督徒应当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种出世并非人实体的出世，而是罪恶观上的出世，就是能够在世界里使自己不沾污秽。基督徒应当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做光做盐，王明道反对基督徒人生的圣俗二元论即以宗教仪式或是读经、传道等为圣事，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务都是俗事这种错误态度。他提出只要是为荣耀神的名，为使别人得福，这样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工作类型本身，而在乎处于工作之中的人，以上帝为本，真正荣神益人的社会劳动有时远比在教会中服待更神圣。
5王明道后半生的三个时期
从王明道后半生的自传《又四十年》中的记述，他的后半生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被捕入狱前，这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他坚持不加入三自会，并经常撰文驳斥他们为「不信派」，并用圣经真理来宣讲福音和建立教会；展现了他是一位真理的勇士，威武不屈。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共有八年，是他失败的时期。因他的害怕而陷入说谎的罪恶中，连自己都无法想象；他在如此困境中依然呼求神的帮助，至终神为他开路，给他领受神话语的应许。
（三）从神的话语临到他一直至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过往他曾得罪了神，因为他愿意诚心悔改，向神认罪，因而灵命得以大大的复兴。累积这数十年的人生阅历，他晚年的信息重点就是，要多多认识神、倚靠神和等候神；这是王明道先生给我们最重要的训诲！
6顺服神还是顺服人？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
7因为坚持“受浸礼”被校方开除
1918年王明道入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之一）预科部，一年后预科部转到济南，王明道不愿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因而辍学，想要直接进入燕京大学本科部又未果，满腹雄心壮志的他极为抑郁。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学校教书，看到改变人心的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渐渐放弃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决心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学校中工作颇有建树，深得学校看重，有望被学校所属的伦敦会送去读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但这个新的计划又被一件事打断。王明道以前受洗时是受的洒水礼，就是洒一点水在头上，这期间他受一位同事启发，发现圣经中的洗礼是使用浸水礼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忆自己受洗时其实不明白自己所宣读的使徒信经，因此他坚持要重新受浸礼。他因此与校方发生争执，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让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挣扎，最后还是决定顺服神的命令，被校方开除，另外有五名学生也跟随他退学。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们在保定城外结著厚冰的护城河边沿河寻找，找到一处没有结冰的地方，六个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礼。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愿教会受到“扰乱和纠纷”的苦衷，“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轻不成熟的地方，他关于浸礼的看法也未必是对圣经唯一正确的解释，但他看重圣经、顺服神的旨意、顽强不屈的秉性已经渐渐突显。
8完全顺服神
王明道回家以后，周围的人－包括母亲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于旁人的偏见，他找不到工作，从读中学起就凭奖学金经济自立的他现在要回来依靠母亲，这更使他非常难堪。他坚持自己受浸“并没有错”，但是也自觉“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从痛苦中醒悟过来，把要去英国读神学的雄心壮志也放下，认识到“最要紧的乃是用功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开始潜心研读圣经，领悟日多。他向神全然顺服，一边读圣经，一边在家中尽心竭力做琐碎的家务。他自述道：“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做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
9拒绝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101955年的被捕与软弱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失败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又是一个很谦卑很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各样的心理攻势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可三自运动也不是真正由基督徒发起的。[2]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
11见主面的那日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因病溘然长逝，享年91岁。翌年4月18日，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诤妻”刘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铭曰“王明道、刘景文暂息之所”。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王明道《五十年来》
12后世截然不同的评价
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天风》周刊，1955年。
“感谢神，在宣教运动极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会领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国差会领一分钱，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教会。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倪柝声的聚会处从零开始，成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在当时环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天风》月刊，1994年（去世后三年）。
１０8尒説.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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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少时曾受北京下流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曾一度堕落，十四岁时重生正式成为基督徒；十五岁时立志当政治家，要做“中国的林肯”，十九岁时受英国约翰卫斯理事迹的影响，抱着改革社会之心，立志要通过宗教复兴实现社会改造。满心抱负的他拒绝了五四运动组织者的邀请，认为改革人心才是关键之所在。1920年以后，王明道认识到自己从前的一切作为都是在满足肉体的欲望，是想为自己立名，他在日记中写到“此悟前者所立之志，成大业，为伟人，享大名者，皆为全盘错误”，此后王明道开始真正明白了生命的道理。取“明道”意谓「明证真道」。在他一生的经历中，足可见证他名副其实。
3思想简介
受西方“社会福音”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教会领袖十分热衷于福音救国。国民时期更由于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社会福音派曾一度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在许多省份都设立有县建制的改革实验基地。改革者主张教会的实用主义，即通过教会系统的建立，在整个社会自觉的建立起一整套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卫生、娱乐、民生、科研等工程在内的教会领导机构，寄希望于一方面通过这些机构在民间的渗透能力来大量的传播福音，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实质性的建设提高国民素质，进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有些学者更是提出要将基督教改造成为革命的宗教。
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王明道却力排众议，提出“道德怀疑论”，这种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家、上流人士、掌权者、社会改革家甚至教会领袖等个体的不信任，帮助他透彻地诊断现实权威的真相，进一步对由这些人领导和建设的社会也产生怀疑，他曾针对社会改革家说：“不用提消灭社会中的罪恶，根本就没有人能消灭自己的罪恶，却想改造社会，使整个社会得救，这岂不是痴人说梦？连自己都改造不了，还谈得到改造社会么？”。
王明道认为社会改革根本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改革者本身其身不正，他断定这世界是不能改良，必要遭遇毁灭的。王明道强烈反对社会福音将福音实用主义化，他认为福音所产生的社会实效性仅仅是一种副产品，而决不能成为基督徒的追求目标，他竭力保持福音信仰的超然性，提出福音不是要去改革社会，它的功用乃是使人因信得蒙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信仰不是为改革社会而存在，甚至不是为改革个人以至社会得以进步而存在，信仰是一种个人关怀而非社会关怀，其价值取向甚至造成个人与社会的疏离，但这种疏离却给予了基督徒客观评价现实社会的能力。宗教是救个人的，叫人可以进入现世以外的永恒天国，这天国不是宗教信仰改造现存社会的结果，虽然天国将来要完全建立在地上，可是现存社会与现世以外的天国没有连续性（continuity）。王明道这种带有反社会性格的信仰观点与当时国内的文化界和社会福音派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这也是后来王明道拒绝加入中国基督教“三自”教会的直接原因。
4个人观点
针对基督徒在社会中定位问题，王明道提出了“出世”的观点，认为基督徒应当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种出世并非人实体的出世，而是罪恶观上的出世，就是能够在世界里使自己不沾污秽。基督徒应当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做光做盐，王明道反对基督徒人生的圣俗二元论即以宗教仪式或是读经、传道等为圣事，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务都是俗事这种错误态度。他提出只要是为荣耀神的名，为使别人得福，这样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工作类型本身，而在乎处于工作之中的人，以上帝为本，真正荣神益人的社会劳动有时远比在教会中服待更神圣。
5王明道后半生的三个时期
从王明道后半生的自传《又四十年》中的记述，他的后半生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五十岁到五十五岁被捕入狱前，这五年是他得胜的时期。他坚持不加入三自会，并经常撰文驳斥他们为「不信派」，并用圣经真理来宣讲福音和建立教会；展现了他是一位真理的勇士，威武不屈。
（二）从被捕到判处无期徒刑，共有八年，是他失败的时期。因他的害怕而陷入说谎的罪恶中，连自己都无法想象；他在如此困境中依然呼求神的帮助，至终神为他开路，给他领受神话语的应许。
（三）从神的话语临到他一直至安息主怀，共廿八年，是他复兴的时期。过往他曾得罪了神，因为他愿意诚心悔改，向神认罪，因而灵命得以大大的复兴。累积这数十年的人生阅历，他晚年的信息重点就是，要多多认识神、倚靠神和等候神；这是王明道先生给我们最重要的训诲！
6顺服神还是顺服人？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
7因为坚持“受浸礼”被校方开除
1918年王明道入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之一）预科部，一年后预科部转到济南，王明道不愿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因而辍学，想要直接进入燕京大学本科部又未果，满腹雄心壮志的他极为抑郁。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学校教书，看到改变人心的工作是多么的有价值，渐渐放弃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决心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学校中工作颇有建树，深得学校看重，有望被学校所属的伦敦会送去读神学，还可能到英国去深造。但这个新的计划又被一件事打断。王明道以前受洗时是受的洒水礼，就是洒一点水在头上，这期间他受一位同事启发，发现圣经中的洗礼是使用浸水礼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忆自己受洗时其实不明白自己所宣读的使徒信经，因此他坚持要重新受浸礼。他因此与校方发生争执，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让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挣扎，最后还是决定顺服神的命令，被校方开除，另外有五名学生也跟随他退学。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们在保定城外结著厚冰的护城河边沿河寻找，找到一处没有结冰的地方，六个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礼。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愿教会受到“扰乱和纠纷”的苦衷，“对于长老会驱逐我出校的事，我一点不怪责他们”。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轻不成熟的地方，他关于浸礼的看法也未必是对圣经唯一正确的解释，但他看重圣经、顺服神的旨意、顽强不屈的秉性已经渐渐突显。
8完全顺服神
王明道回家以后，周围的人－包括母亲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于旁人的偏见，他找不到工作，从读中学起就凭奖学金经济自立的他现在要回来依靠母亲，这更使他非常难堪。他坚持自己受浸“并没有错”，但是也自觉“我的心热烈异常，我属灵的知识却十分缺乏，所以言谈举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从痛苦中醒悟过来，把要去英国读神学的雄心壮志也放下，认识到“最要紧的乃是用功夫去读圣经，并且要受神的训练和造就”，开始潜心研读圣经，领悟日多。他向神全然顺服，一边读圣经，一边在家中尽心竭力做琐碎的家务。他自述道：“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做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他才开始把他的工作交给我。”
9拒绝加入“华北中华基督教团”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101955年的被捕与软弱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失败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又是一个很谦卑很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各样的心理攻势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可三自运动也不是真正由基督徒发起的。[2]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监以后，带领教会参加三自会”。
11见主面的那日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因病溘然长逝，享年91岁。翌年4月18日，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诤妻”刘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铭曰“王明道、刘景文暂息之所”。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王明道《五十年来》
12后世截然不同的评价
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天风》周刊，1955年。
“感谢神，在宣教运动极盛时期，中国出现了一批本色化的地方教会领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不在外国差会领一分钱，靠着福音的大能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教会。如，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成了一个健强自立教会的榜样；倪柝声的聚会处从零开始，成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有活力和增长最快的教会之一；敬奠瀛的耶稣家庭在当时环境中把信仰和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了。这些本色化的地方教会给当今中国的基督教运动提供了模式上的借鉴。”──三自委员会机关刊物《天风》月刊，1994年（去世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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